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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风水,日本风水,韩国风水文化比较研究

2016-06-16 15:38 | 责任编辑:admin | 来源:中国风水师门户

 

 [摘 要]

 

  “风水”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日本和韩国深受其影响,形成了迥异于中国“风水”的日韩风水文化。三国的“风水”,皆植根于传统周易文化的土壤之上,蕴含有强烈的自然崇拜精神和朴素的农耕文化思想。三国的“风水”均暗含了现代建筑生态学和建筑美学的思想,具有丰富的生态内涵和人文意蕴。三国的“风水”具有功利性、生态性以及系统性等共同特点。无论是在“风水说”层面,还是在“风水术”层面,三国“风水”均各具特点,其迥异性具体体现在“空间风水术”和“时间风水术”两大方面。地理影响和宗教濡染,是三国“风水”特点迥异的主要原因。三国“风水说”和“风水术”的比较研究,有助于加深人们对东北亚汉文化传统的理解。


  在东北亚汉文化圈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风水”①对中日韩各国人民的社会生活乃至日常

 

  起居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其遗风流俗至今犹存。 风水文化根植于传统文化土壤之上,贯穿在农业文明的经脉之中,根深蒂固,久盛不衰。

 

  “ 风水 ”, 又名堪舆 、 相地术 、 阴阳术 、 青襄术 , 是关于如何确立民居 、 落和坟墓的位置 、 布局、朝向,以求自己和后代获得好运的理论和方法。 “如果对风水不了解,要深入了解中国和东亚文化是不可思议的”,新西兰奥克兰大学教授尹弘基在谈到“风水”在东北亚汉文化圈中的重要地位时,曾作过如是评价。

 

  日本和韩国的风水文化,均脱胎于中国的周易思想。 早在盛唐时期,高句丽政权和日本政府就接二连三地派遣使者,学习中原(中国)先进的文化和技术,其中自然包括大唐(中国)的国粹———“风水”。 伴随着天文、历法等知识的东渐,中国“风水”也漂了洋,过了海,在东北亚两个岛国扎了根、落了户①。 在此后漫长的岁月中 ,风水思想与日韩两国的地理特点 、宗教文化以及风俗习惯,不断结合,逐渐沉淀,最终形成了两国各具特色的风水文化。

 

  一、中日韩“风水”比较的文化背景及科学基础

 

  “风水 ”既是文化 ,又是科学 ,既是艺术 ,又是技术 ,其间蕴含的文化韵味和科学意识 ,直到今天,依然发人深省,耐人寻味。 “风水”理论中,既有“天人合一”观、“阴阳”论、“五行”说等深邃思想,也有天文学、地理学、生态学、心理学等深刻道理,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和整体性学问。在我看来,之所以能将中日韩三国“风水”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是因为三者基于共同的文化背景和科学原理。

 

  (一 )文化背景

 

   “天人合一 ”的思想 ,是风水文化的精髓和灵魂 ,除了渗透在社会人群的文化心理之中 ,还体现在物化出来的人工自然环境之中。倡导“天人合一”的东北亚传统文化,是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之上讲求“和合”、“仁善”的多元文化。 中日韩“风水”是汉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体现着三国人民渴望亲近自然、和合万物的居处心理。

 

    中日韩三国的“风水”,皆植根于中国传统周易文化的土壤之上,具有丰富的生态内涵和人文意蕴。 “风水”是由“易学”中的“三才”理论脱胎而出。 《易传·系辞下》曰:“《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 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 ”从易学的角度看,“风水”是“远取诸象”的学问,是给“天”、“地”“看相”的术数。

 

    中日韩三国“风水”渊源深厚。 《庄子·达生》曰:“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 ”天有天之道,天之道在于“始万物”;地有地之道,地之道在于“生万物”;人亦有人之道,作用就在于“成万物”。

 

    天、地、人三者虽各有其道,但又是相互对应、相互联系的。 “风水”就是要通过观天察地,对自然界中天、地、人三者之间的感应关系进行世俗解读和功利运用。

 

    “ 风水 ” 尤其讲究 “ 阴阳 ”, “ 阴阳 ” 交合 , “ 五行 ” 生克 , 造化之鬼神 , 万物之魂魄 , 生命的秘密,宇宙的奥妙,悉在其中。 此后,“阴阳五行”论和“元气”学说渐相融合,形成了“气—阴阳—五行”一体化理论,用以窥探世界的本原、属性以及自然万物生化发展的规律,规约天地间人的生老病死、行居饮食、婚配交媾等世俗行为。

 

    “风水 ”产生于古代农耕社会 ,是人们渴望把自身和谐地融入自然而不断采取的自我完善手段。传统风水注重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感应,讲究背山向川,藏风聚气,原因者何?首先,背山如围屏风,温暖舒适,不仅能够阻挡冬天凛冽的北风,而且可以吞吐来自南方的湿润之气。 其次,山前必须有干净又丰沛的溪流,山和水之间还须有平整的田畴,这样不仅方便了人们的生活,还有利于庄稼的生长……,所有这些“风水”讲究,均源起于强烈的自然崇拜精神和朴素的农耕文化思想。

 

    早在春秋时期,周公为营建洛邑而占卜,形成了“风水”思想的雏形。 后人为了附会周公的宇宙演化、自然变易思想,穿凿而成《易经》,据说这就是“风水说”的萌芽。 在科学还未昌明的时代,古老的“风水”思想逐渐融入先民生产、生活经验,不断糅合天文、地理、伦理乃至建筑方面的知识,形成了一套庞杂的理论体系。 “风水”的核心内容是人们对居住环境进行选择和处理,其范围包括住宅、宫室、寺观、陵墓、村落、城市等诸多方面。 其中,偏重于理论阐述的部分,称之为“风水说”;偏重于实践范式的部分,称之为“风水术”。

 

   (二 )科学基础

 

    用现代科学的眼光来看,“风水”思想包含有地球物理学、天文气象学、环境景观学、生态建筑学等相关学科知识。 诚如日本著名学者郭中端所说:“风水实际是地理学、 气象学、 生态学、规划学和建筑学的一种综合的自然科学”。[ 1]

 

    何晓听先生在《风水探源》一书中也指出:“分析风水,不难发现其中不少对事象因果关系的歪曲认识或处理,也明显带有巫术的气息。 但更多的则是科学的总结,凝聚着中国古代哲学、科学、美学的智慧,有其自身的逻辑关系。 ”[ 2]“风水 ”中蕴含着朴素的生态建筑学和建筑美学的思想 。 “ 风水 ” 的产生乃至发展 , 与人类栖居方式的演变与进化,相伴相随,相始相终。 人类出于生存的本能,需要寻求一种遮风避雨、防范天敌的寓所,仅仅以自然山洞土穴作庇护,尚不能满足自身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于是便出现了人工建造的简陋居所。 在缺乏现代地质学、气象学、水文学、建筑学知识的时代,古人往往单纯依靠“风水”来选址择居、荫庇自我。

 

    “风水说 ”, 是人类生态环境学 ;“ 风水术 ”, 则是居处环境选择术 。 人作为一种生物 ,其与环境(尤指天与地)的关系,遵循着“物竞天择”的自然法则。 “风水”强调把人类置身于由天地、自然构成的宏观大环境中,吸纳天地之精气,吞吐万物之生机,蓄养自身之吉气。美国《华尔街日报》评价“风水说”:“建立在道家有关天人合一的思想基础上,是一种结合了地理、建筑和伦理等多方面学识的理论和实践知识。 ”[ 3]

 

    风水师往往通过象征、隐喻等方式,师法天地、自然,以适应人们的审美需求,实现精神愉悦和意愿满足。 风水是使生者与死者之所处与宇宙气息中的地气取得和合的艺术。

 

    英国著名科技史学者李约瑟认为,风水理论包含着显著的美学成分,风水建筑因同自然环境完美、和谐、有机地结合,收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审美效果。 他在《中国之科学与文明》一书中写道:“就整个而言,本人相信风水包含显著的美学成分,遍布中国农田、屋室、乡村之美,不可胜收,皆可借此得以说明。 ”[ 4]

 

    二、中日韩“风水”文化的共性

 

   (一 )功利性

 

    因为中日韩“风水”所要求的房宅设计,事关自身的安危与健康,所以需要探求建筑的选址、择地、方位、布局与天道自然、人类命运的协调关系,营造山清水秀、土地肥沃、阳光充足、植被茂盛的生态环境,实现生活方便、精神舒爽的双重目的。 如三国“风水”之所以都主张在河边较高的台地上建房造屋,是因为这里既方便汲水,又能免于水患;之所以有“弓”的禁忌,是因为在河曲弓背处居住时极容易遭遇水灾,在道路拐弯处行走时最容易被车马冲撞。之所以强调多植树木,多种花草,是要形成郁郁葱葱的绿化地带和表土植被,不仅保持水土,调节气候,还可借风景如画、鸟语花香的优美环境,颐养身体,陶冶情操。

 

   中日韩三国“风水说”把天、地、人、生四大系统联系起来作整体的关照,综合考虑地理、生态、景观、建筑、伦理、美学等各种环境和心理因素,为安身立命、自我发展提供宝贵的理论指导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三国“风水术”都试图通过气候、土壤、水分、阳光、植被、山形、水势等自然因素的合理配置,营造一个藏风聚气的居处环境,无论是为自己,还是为儿孙。这种有意营造的情境,不管是在现世,还是要为来世,都要既照顾到物质方面的享受,又要满足精神层面的需求。

 

  (二 )生态性

 

   “生态 ”一词 ,原创于日本 ,后被翻译到世界各国 ,包括中国和韩国 。 所谓 “生态性 ”,就是指生物(人也在其中)同环境的统一性。“风水”之说是古代的生态学,是一门具有东方文化特色的综合学问。 “风水”之术就是通过生态因子的调节,实现“天—地—人”系统生态功能的最大化。因为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地点,经度和纬度是基本确定的,地质地貌和光照温度,也都是相对恒定的“常数”。 对于这样一个相对固定的生态系统而言,由于“风”和“水”是最不稳定的一对生态因子,因而只有把握住“风水”,才可以把握住生态系统的基本状况,改变了“风水”,就可以最有效地改善生存环境。

 

   “风水说 ”讲求人对环境的适应性及能动性,其间蕴含着现代生态学的原理。 “风水术”既要对自然环境进行选择,也要对自然环境进行改造。 选择自然环境,应了解其吉凶利害;改造生存环境,须顺应其客观规律。 《相宅经传·阳宅宜忌》云:东种桃柳,西种栀榆,南种梅枣,北种奈杏。[ 5]

 

   无独有偶,韩国对住宅外部空间种植的树木树种和位置朝向,也有明确的禁忌和说教:宅中有杏西有柳凶宅,西有桃北有梅淫宅,宅四畔竹木青萍进财,凡树木向宅则吉背宅则凶。[ 6]如果用现代植物生理学知识进行分析,不难发现,这是相当有见地的做法:“东种桃柳”:桃树、柳树,属于向阳树种,宜种在阳光充足的宅东;“西种栀榆”:栀树,防风、喜光、耐寒,种在宅西,适于抵挡西北寒冷空气的侵袭,榆树有较强的吸附作用,可以净化西北吹来的空气;“南种梅枣”:这两个树种,色香味俱全,既可调适杯羹,又能怡情悦目;“北种奈杏”:这两个树种性寒、耐旱,既可抵挡冬天之风寒,又能调节温度、湿度。

 

  (三 )系统性

 

   系统论思想启蒙者普里戈津这样评价“风水”说:“西方的科学家和学术家习惯于从分析的角度和个体的关系来研究现实。 而当代演化发展的一个难题,恰恰是如何从整体的角度来理解世界的多样性的发展。”[ 7]

 

   以此来关照,中日韩“风水”中蕴含了朴素而又深刻的系统论思想。三国“风水”均将环境视为一个整体,认为环境中的各个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依存。 他们强调本着整体系统的原则来观天察地,在考察形势的时候,又强调将小环境放入大环境中,考察大环境在水源、气候、地质等方面对小环境的影响。 在风水建筑设计的时候,不仅注意一房一宅的设计,而且注意整个单元建筑物的布局,尤其关注整个单元与周边环境的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互动关系。

 

   与西方文明将人与人、人与自然割裂开来乃至对立起来的做法不同,中日韩“风水”将人与自然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探讨人与自然和谐生存的法则。从这个角度上讲,强调整体性、系统性恰恰是中日韩风水文化的最显著特点。

 

   中日韩三国“风水”,之所以主张观天察地、取法自然,是因为他们都已注意到了宇宙星体与人类居处之间的关系,注意到了地球磁场和人类生存之间的联系,注意到了土壤、水流中的物理、化学成分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并且已经能够把天象地脉与地震灾害联系起来。 人类学家贝尔预言,后现代社会最终会走向“神圣的复归”,这种“神圣的复归”,是人类与自然由分离到统一的复归,是人与环境由对立到和谐的复归。

 

   三、中日韩“风水说”及“风水术”的差异

   “风水 ”是 “风光山水 ”的简称 ,其基本内容和规范 ,体现在 “风水说 ”和 “风水术 ”两个层面 。“风水说 ”即 “藏风得水说 ”,是为活人住的阳宅和死人住的阴宅择地 、 选址的一种思想和学说 。“风水术 ”则是指导人们选择和处理住宅与坟地的位置 、朝向 、 布局 、 营建 、 择日的方法和手段 ,是选择居处环境的一种术数。

 

   中日韩三国“风水”,同源而异流。 三国的“风水说”和“风水术”,尽管在理论和实践上迥异,但其揭示的生态内涵和文化意蕴,渊源深厚,异曲同工。 中国、日本和韩国的“风水说”,尽管都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三才”思想,但他们在后来的发展中遵循不同的路径,形成了各自的理论体系①和实践范式。 它们沿着各自的方向并行不悖,其演化轨迹时而重叠,时而分离,最终殊途同归,统一于现代生态学②和汉文化的范畴之中。

 

  (一 )三国 “风水说 ”之比较

 

   伴随着早期的文化传播,“风水”思想从中国传到了日本。 “风水”思想传入日本后,与日本原有的巫术相结合,不断发展成为带有强烈民族气息的日本“风水”文化。日本“风水”吸收了中国风水文化的精髓,融入了佛教(神教)③的尚德原则和慈悲情怀,混合了道教咒术与密教占术的神秘气息和繁琐仪式。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风水”理论十分强调尚德原则,认为“风水”能涵养“人”,能孕育“仁”,德厚则聚“风水”,德薄就失“风水”。 “风水说”中有“一德二命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之说,因而日本“风水说”更注重积德,强调择善而从,厚德处事。

 

   日本的“风水”文化受佛教(神教)影响较深,带有浓厚的神秘气息和较重的隐喻色彩,这种特点集中表现在神社的建筑风格上。日本的神道自然观认为,人与山、水、森林等自然物具有密切的亲缘关系,自然,由神生成的人与万物也会具有无可置疑的神圣性。[ 8]在日本,几乎所有的神社都与山岳、海湾、河川、湖沼、森林、瀑布等自然环境相联系。这种神社建筑“风水”,追本溯源,起源于日本的神道思想(儒教、佛教和道教的混合体),端倪于先民的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 在日本《古事记》中,记载有这样的神社传说:据说在天地开辟之初,出云之神凝望着大地说:“出云这块新的土地是个好地方,就是小了点,所以我要在它上面加点什么,让它变大些。”说完,他环顾四周,一眼望到了新罗,看见那里的土地恰好符合他的要求。 于是他用绳子从那里拖来了四个岛屿,将它们加在出云的土地上……,(其中)第四个岛屿变成了一位大神的庙宇所在地,他的神社被赋予了可靠的魔力,能够保护稻田不受损害。韩国与中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文化交流的历史非常悠久。 起源于中国的“风水”思想,不仅对日本的“风水”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也对同在汉文化圈中的韩国“风水”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经过长时间的交汇和融合,中国的“风水”思想逐渐与韩国的儒教文化相结合,形成一种根植于朝鲜民族灵魂深处的民族价值观。 韩国古代有一部话本小说《壬辰录》,其中讲到这样一则故事:战事结束后,明朝援军的主将李如松巡视各地,发现朝鲜风水极佳,暗暗寻思:这样的风水宝地必出大圣大杰,将来恐怕会成为中国的大患,不如现在切断其地脉,以绝中国之后患。 但当他找到气穴准备下手时,山神突然显灵,狠狠地惩罚了他。 李如松只好打消念头,怏怏返回中国。[ 10]

 

   韩国人尽管尊崇基督教,但儒教思想始终占据主导地位,渗透进了韩国民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因此,韩国的“风水”文化自始至终浸淫在弥漫无际的功利氛围之中,《三国遗事·天龙寺》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东都南山之南,有一峰屹起,俗云高位山。 山之阳有寺,俚云高寺,或云天龙寺。 《讨论三韩集》云:“鸡林土内有客水二条,逆水一条。 其逆水、客水二源,不镇天灾,则致天龙覆灭之灾。 ”[ 11]

 

   韩国总统竞选前的迁坟风气,也极能说明其“风水”高度功利化的特点。每到韩国总统选战最为激烈的时候,一些候选人为了获胜,往往通过翻新祖坟或迁移祖坟的方法来求得改运。“风水”之风在韩国愈演愈烈,甚至发展为政治生活的福佑荫庇。 当地一名政治分析家认为:“政客对改变自己命数的愿望很强烈。 尽管“风水”显然是封建迷信,却是一个简单易行的方法。 ”因此,韩国政客们把“风水”视作能否获选甚至升迁的风向标,乐此不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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