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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和《尚书》中国古代和谐思想的两大源头

2011-04-26 10:32 | 责任编辑:admin | 来源:中国风水师门户

 

  


 

 《易经》和《尚书》是中国古代和谐思想的两个重要源头。阴阳是支撑《易经》哲学的两个基本概念,阴阳两个方面的和谐与平衡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关键。《易传》在解释《易经》时提出了“保合太和”的思想。《尚书》阐发了“协和万邦”、“和恒四方”的政 治理想。

 

 

 从《汉书·艺文志》开始,《易经》一直被推举为群经之首,享有“大道之源”的美誉。存在于《易经》中的这个“大道”究竟是什么呢?《庄子》说:“《易》以道阴阳。”《易传》也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立天之道曰阴与阳”。

 因此,阴阳就是《易经》所要阐发的大道。但阴阳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两种物质力量和属性,而是处于对立统一关系之中的事物的两个方面。《易经》用阴阳两个方面的对立统一关系的变化来说明宇宙运动的规律。《易经》六十四卦,每卦都是由阴爻( - - )和阳爻(—)构成的,卦爻的吉凶悔吝则是由阴阳的和谐状况来决定。

  阴阳是我们理解和把握《易经》思想的非常关键的两个概念。阴阳两个方面和谐平衡时,卦爻就吉利;阴阳两个方面不和谐、不平衡时,卦爻就不吉利;阴阳严重失和时,就会有“悔”、“吝”、“厉”、“咎”、“凶”发生。例如,比卦、泰卦、咸卦等,都是阴阳和谐吉利的卦;睽卦、否卦、损卦等,则是阴阳失和不利的卦。

  拿《比卦》来说,这一卦讲的是如何治 天下的问题。《比》的反卦是《师》,《师》讲的是如何打天下的问题,所以《易传》说:“比乐师忧。”比的意思是比附、亲和,它讲的是人与人之间、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如何比附团结、和谐相处的道理。贯穿全卦的主旨就是:对内如果做到和睦亲善,就会吉利平安;对外若能做到和睦亲善,就会天下安宁。怎样去比附亲和呢?《比卦》提出了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第一,仁善。《比卦》认为比附亲和的首要条件是“元”,也就是“善”。《易传》认为“元”不是普通的善,而是众善之长,即所谓“元者,善之长也”。依照儒家的理解,一个人只有“内圣”以后,才能去从事“外王”的事业;“内圣”的程度越高,成就的事业自然就越大。帝王是最高的统治者,从理论上说当然也就是最富有元善之性的人,因此,《比卦》九五爻曰:“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诫,吉。”《比卦》以九五爻为卦主,该卦唯此一阳居尊,为上下所比附者也。

 《易经》以“天子不合围”喻九五之君的亲附光明和正大仁义之象。所谓“天子不合围”,指天子狩猎只是从三面围追禽兽,从而舍弃前奔的逃命者,只捕杀迎面而来的投网者,有来者不拒、去者不追之意。该爻以此立象,旨在警示君主应亲附百姓,仁爱万物,视百姓为同胞,以万物为朋友,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

 第二,信诚。《比卦》的初爻说,一个人怀有信诚,就不会有什么咎害(“有孚比之,无咎”)。充盈的诚信,会给人带来意外的惊喜和吉祥(“有孚盈缶,终来有它”)。三国时期的易学家虞翻认为,统治者若怀有孚信之心,虽异域殊俗之人,也会来同他比附亲和。国与国之间是这样,人与人之间也是如此。

 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车輗,小车无车軏,其何以行之哉?”与朋友交止于信,无信就不能交往,更谈不上比附亲和。正如晋人傅玄所说:“以信待人,不信思信。不信待人,信思不信。”基于此,宋代的哲学家程颐说:“孚信, 比之本也。”“相比之道,以诚信为本。”诚信是人与人交往时应当遵循的基本准则,离开了诚信,人与人就无法正常地进行交往。

 第三,心正。《比卦》的卦辞提出了比附亲和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正”,而且是“永正”。《比卦》六二爻说:“比之自内,贞吉。”此爻以阴居内卦之中位,柔顺,中正,又与外卦九五阳刚相应。《易经》作者以此立象,意在说明比附亲和首先应注意群体内部的和睦团结,应恪守正道,发自内心;外部关系的协调也是一样。对外亲附时,也应坚持纯正的动机,如此而往,结果定然吉利。所以,《比卦》的六四爻曰:“外比之,贞吉。”所谓“贞吉”,就是说恪守正道是吉利的。《比卦》六四爻以阴居阴,是为当位得正,外比于九五之贤,故云:“贞吉。”可见,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要想保持稳定和谐的关系,就必须恪守“贞正”的原则。群体内部的比附亲和要坚持“正”的原则(“比之自内,贞吉”),群体外部的比附亲和也要坚持“正”的原则(“外比之,贞吉”),尤其是追随亲附比自己贤明高尚的人,更要有纯正的动机。只有心诚意正,恪守正道,才会实现群体内外的和睦相处与吉利平安。

 《大学》中讲“三纲领”、“八条目”,其中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正心”。只有做到了“正心”,才能“身修”,“身修”才能“齐家”,“齐家”才能“治国”,“治国”才能“天下平”。

 在《易经》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值得我们注意。比如说泰卦,它的卦象是上为坤(坤为地),下为乾(乾为天),否卦的卦象和它正好相反,即上为乾天,下为坤地。在《易经》中,地上天下的泰卦是吉利的,天上地下的否卦却是不吉利的。初学《易经》的人多于此处生疑,以为天在上地在下,符合自然现象,故应当是吉利的;地在上天在下,不符合自然现象,故应当是凶险的。但这实在是一个误解。

 在《易经》的系统中,天属阳,阳轻清而升;地属阴,阴重浊而降。若轻清之天在上,重浊之地在下,就意味着天地相背,阴阳不和,万物不通,当然就凶险;相反,重浊之地在上,轻清之天在下,就意味着阴阳相交,天地相通,万物化生,自然就吉利亨通。泰卦的卦象虽然是地在上天在下,“违背”了自然现象,但因为在泰卦中,天地相通,阴阳相接,阴阳是和谐的,所以就是吉利的。否卦的卦象虽然是天在上地在下,“符合”自然规律,但因为在否卦中,天地相背,阴阳相离,阴阳因乖离而失和,所以就是凶险的。

 我们知道,《周易》包括《易经》和《易传》。《易经》六十四卦特别注重阴阳的和谐与平衡,《易传》是对《易经》的解释。《易传》在解释《易经》时,也多从“和”的角度予以阐释。

 打开《易传》,我们可以看到,在《乾卦》中,阴阳和谐了,则“万物资始”,“云行雨施”,“品物流行”,“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万国咸宁”;在《坤卦》中,阴阳和谐了,则“万物资生”,“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在《咸卦》中,阴阳和谐了,阴阳二气“感应以相与”,则“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天下和平”。

 此外,《易传》还讲“终日乾乾,与时偕行”、“凡益之道,与时偕行”、“与时行也”,“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和其明,与四时和其序”,说的都是人与外部世界的和谐。达到了这样的认识和境界的人,就是“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的“大人”、“圣人”;实现了这样目标的社会就是古人眼中的“太和”社会。

 因此,从《易经》诸卦和《易传》对《易经》的阐释中,我们可以看到后世儒者孜孜以求的和睦亲善的大同社会 政 治理 想的早期萌动,也可以看到后儒“合和”思想之源头。

 

 

 与《易经》不同,《尚书》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史书,它以“诰”、“谟”、“誓”、“命”、“典”等文体形式,为我们生动展示了夏、商、周统治者在其实践活动中的讲话、誓词、册命等。这些都是存传下来的极其宝贵的历史文献,从中我们也可以找到中国古代和谐思想的源头。

 《尚书》作者特别强调“德”,有着较为丰富的德治思想。但是《尚书》作者并不是空言德和德治,而是把它们和治国安民的社会实践联系起来,和实现上下清明的和谐社会联系起来。

 《尧典》说:“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俊德”,就是美德。“百姓”,在春秋以前即指百官族姓。“雍”,就是和谐的意思。这几句话的意思是说,能够修明美德者,才能实现自己九族的亲睦。九族和睦了,就可以平理百官族姓,昭明礼义。百官族姓明理彰义,就会实现天下万邦的亲睦和谐。理义昭明,万邦协和,风俗大化,天下百姓自会雍和而化,循时而进。

 司马迁写《史记》时,援引了《尧典》的这一叙述,称赞帝尧“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 合和万国”。这是我们迄今所见到的“合和”一词的最早出处。把司马迁的这段话和上面《尚书·尧典》中的话相对照,我们可以看到帝尧所统治下的古代“合和”社会之景观。

 《尚书·皋陶谟》说:“允迪厥德,谟明弼谐。”意思是说怀敬信之心而行德,就会实现计谋的光明和弼匡的和谐。《吕刑》篇说:“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天子有穆穆之美德居于上,百官有明明之美德察于下,自上至下,这自然是一番政治清明、光照四方的和美气象。出现这一气象的原因,就是君臣百官无不勤勉于德政(“罔不惟德之勤”),正如孔颖达所说:“皆勤行德矣”。《尚书·盘庚》明确要求统治者不要“自荒兹德”,要“施实德于民”,要“积德”,要“式敷明德”,因为只有这样,才会使天下百姓“永肩一心”,和谐相处。

 《尚书·梓材》也对施行德政的盛世和美景象有所描述:“先王既勤用明德,怀为夹,庶邦享作,兄弟方来,亦既用明德。”先王如能勤用明德,怀远为近,就会出现万邦来朝、四方宾服的盛况。以德服邦以后,就是以德服民,所以,《梓材》篇又说:“肆王惟德用,和怿先后迷民,用怿先王受命。”这样就可以实现先王以德化民、天下和谐的理想。

 《洛诰》也说,只有“公称丕显德”,“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才能“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恒”,是普遍的意思。“和恒”,就是恒和,就是说万民皆处于和谐社会之中。因此,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只有明德光于天地,勤政施于四海,才会呈现四方万邦之民遍享和谐的盛世景象。

 《尚书·立政》在谈到商汤以德治国时,说过这样两句话:“其在商邑,用协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见德。”《尔雅·释诂》释“协”为“和也”。“式”,就是法度、规矩。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说汤王在商都用和谐的德政济世安民;其在天下四方,则是通过奉行统一的法度来昭明其大德。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不能按照字面上的意义,把这句话理解为商汤在商都用“协”(和谐),在四方则用“式”(法度)。事实上,这里的“协”和“式”是联系在一起的,与“秦时明月汉时关”相似,使用了修辞学上所谓的“互文”手法,具体说来就是“协”中有“式”,“式”中有“协”,“式”中见“德”。在这里,德法统一的思想、和谐社会的思想都以萌芽的形式存在着了。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尚书》和《易经》一样,都是中国传统和谐思想的源头。  作者: 孙熙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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