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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学天人合一观与现代生态文明建设(柳河东)

2016-11-18 15:19 | 责任编辑:admin | 来源:中国风水师门户

 

当代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日渐升温、关切人类生存发展的重大问题和难题。易学“天人合一”观是成就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生命强健的重要文化基因。本文拟对易学重要概念“天人合一”观的历史发展、古代中国生态保护实践经验,当代生态危机、人类共识与努力局限进行分析,探研在中华文化复兴背景下、天人合一观指导下,如何更有效地推动现代生态文明建设。

 

  一、“天人合一”观的历史发展与古代生态保护实践

 

  “天人合一”是易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它经历了孕育、萌芽、形成、发展、升华并用于生活实践的过程,成为中华文化、儒家文化、中国哲学的重要命题,成为中华民族的世界观和宇宙观,深刻影响和塑造了中华民族的价值、境界、精神、气质、性格、特点、风貌、习俗等,并深深滋养、造福和成就了历史悠久、生命力强健的一个伟大民族。

 

  (一)“天人合一”观的形成、发展——智慧开悟后的境界提升

 

  李学勤先生讲,“国学的主流是儒学,儒学的核心是经学,经学的冠冕是易学”。从某种角度讲,易学“天人合一”观与中华文明、儒家文化是相滋、相成、相长的历史过程。

 

  1.“天人合一”观的萌芽

 

  天人合一观源于距今数千年前的古老易文化:

 

  《易·系辞》讲,“《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

 

  《易·说卦》讲,“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遭,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

 

  《乾·文言》讲,“夫古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

 

  人道合于、地道、天道,人类与天地之大型生命体相合为一,融为一体,人的行为、人类社会的运行规则能够顺应和符合天地运行规律,则必然“人与天地参”,长生、长兴不衰。

 

  2.“天人合一”观的发展

 

  西汉董仲舒第一次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概念,“事物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北宋张载在《正蒙·乾称》中最早正式提出天人合一的成语,他说:“儒者因明至诚,因诚至明,故天人合一。”

 

  明朝杨爵在《周易辨录》讲:“人道必本於天道。天道之外无所谓人道也。率性之谓道,而性则命於天。天人合一之理也。”

 

  清朝胡煦在《周易函书约存》讲,“圣人作易,无非发明天人合一之道。故遂合天道人事而两拟其象……则天人合一之旨当即在是。”

 

  清王夫之发展了“天人合一”思想,认为天地人不可分割,“夫易,天地之合用也……天之所以天,地之所以地,人之所以人,不相离也。”(《周易外传》),并提出以仁爱之心礼待自然、尊重自然。

 

  3.“天人合一”观的升华

 

  天人合一观滋养了儒家文化,儒家文化提升了天人合一观。儒家仁道主义精神,将人与人之间的相亲相爱推及到天地万物,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推向了一个至高境界:“大仁”境界、大人境界、圣人境界。

 

  至圣孔子在二千多年前就主张“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述圣子思在《中庸》讲,“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亚圣孟子倡导君子要“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

 

  宋张载提出“民胞物与”的伟大思想与胸怀,“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乾称》),并提出最能张显儒者襟怀、器识、宏愿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明朝王阳明提出“山川、鬼神、鸟兽、草木也,莫不实有以亲之”的“万物一体之仁”。(《阳明全集·<大学>问》)

 

  以上,无不透显出中华先贤、儒家先驱的高明远见,亦足现中华文明、儒家文化朴素而超前的生态意识,朴素而崇高的博爱境界。

 

  (二)中国古代生态保护实践——“礼法并举”的集体自律

 

  数千年来,“天人合一”思想早已深入中华民族的灵魂深处,通过“礼”与“法”贯穿于政治生活和人伦日常之中。如:夏禹曾禁伐和限渔:“春三月,山林不登斧斤”、“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周书·大聚篇》)。西周时期曾颁布《崇伐令》:“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说苑》)。《礼记·月令》详细规定按月份保护森林、动物,禁止伐木、杀戮捕捉、“竭泽而渔”等措施。

 

  《秦律·田律》明文规定春天“毋敢伐材木山林”、“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取生荔麇卵谷,毋毒鱼鳖,置井罔”、“麋时毋敢将火以之田”等。汉代诏书《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规定保护水泽、“毋焚山林”等。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下诏规定,“献岁之吉,迎气方始,敬顺天时,无违月令……慎无杀伐。”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下诏,“方春阳和之时,鸟兽孽育……自宜禁民,二月至九月无得捕猎。”

 

  为保证环保礼、法,历朝历代还设置了环保机构和专职官员:帝舜时期设“虞”,可以讲是世界上最早的环保机构。周代的“虞”专管“山泽所生之物及其禁令”。秦汉时期,山林川泽事务归少府,其下设置苑官、林官、湖官、陂官等。汉武帝时改为水衡都尉。隋唐后,除元朝设有专门的虞衡司外,其他各朝均由工部负责。

 

  对天地、自然万物持有虔敬的“仁心”与“礼俗”、“礼法”,铸就了一个能与天地共存数千年的伟大民族与国度。

 

  二、当前的世界危机与人类的新共识

 

  (一)当下的危机与出路

 

  当前,高科技飞速发展,工商业高度繁荣,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突飞猛进,物质生活水平空前,但是人类的生存环境却日益恶化:

 

  资源过度消耗和枯竭:据有关统计,20世纪人类消耗了1420亿吨石油、2650亿吨煤;世界石油仅够维持50年,煤、天然气仅够开采200-300年。物种以惊人速度减少和灭绝: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报告称,过去30年地球上物种减少了35%;平均每天一个物种灭绝。全球核武毁灭威胁:据《俄罗斯报》2006年称,全球核武总数已达3万枚;美国拥有量最大,核弹总数8900余枚,爆炸威力足以摧毁地球数十次。

 

  与此同时,还有森林锐减、土地沙漠化、气候变暖、海平面提升、臭氧层破坏、酸雨增多、湖泊消失、河水断流、电子垃圾猛增、土壤、海洋和太空污染……人与大自然之间矛盾日益尖锐,人类长存和繁荣面临严峻挑战。

 

  我们今天穷奢极欲、急功近利的生存与发展方式难以持久,灾难会象泥石流一样随时向我们袭来。人类要永续长存,出路只有一条:达成共识,形成合力,深刻反思,克制贪欲,敬畏自然,爱护生态。


  (二)现代世界的努力与局限

 

  1972年6月,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通过《人类环境宣言》;1982年10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世界自然宪章》;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地球宪章》;2002年9月,第二届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通过《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执行计划》;2012年9月,世界自然保护大会通过《济州宣言》,宣言称:全球要努力追求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从1972年到2012年,短短四十年,全球在应对生态危机上达成了可喜的共识和初步行动,所彰显的现代生态保护理念,与“天人合一”为基础的超验而朴素的中华生态伦理思想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

 

  成果可喜。但是,这些阶段性成果在大会上讲起来令人激动与振奋,但真正实施起来,却举步唯艰。而参与这些大会、关心这种伟大事业的人只是全球70多亿人口中的极少数,能真正付诸行动与做出有影响力工作的人则又少之又少。

 

  析其原因,主要有五大方面:人和自然二元分离之西方传统世界观的广泛影响、现代市场功利主义的强势、现代享乐主义价值观的盛行、利益集团超强利益的驱动、各国发展不平衡而导致的利益冲突。根本原因则是:以利己、尚智、对立为主导价值的西方文化强势所致。当代生态危机,实质上讲是西方文化主导下所造成的危机,需要弘扬以尚和、崇德、利他为核心价值的中华文化补偏救弊。为换句话讲,全人类需要张扬优良价值观,提高觉悟与境界,改变近功近利的与思想与行为。

 

  三、中华文化复兴与现代生态文明建设

 

  季羡林讲,“天人合一论,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董光璧先生认为,“天人合一”是一种世界观和宇宙观,是一种思维方式,代表一种值得追求的人生境界。天人合一的系统宇宙观已成为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为中国文化异于西方文化的最显著特征,亦是中华文化的最大优势所在,是人类建设现代生态文明的宝贵精神财富。

 

  (一)危机压力下的必然选择——世界形成合力,提升人类境界,保护人类共同家园安全

 

  破解危机,需要对治根因:弘扬优良价值观,提升人类的觉悟、境界、道德操守。而欲达之,则须从文化启蒙和人文精神张扬上着力。唯有光大尚和、崇德、利他的精神,高扬人与天协调、统一的人文精神与价值取向,才能真正形成保护生态的强大合力和有效行动。

 

  在尊重各国、各族优秀文化大前提下,推动中华文化在世界的创新和复兴,有似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高扬中华人文情怀、天下主义,倡导“协和万邦”、“四海之内皆兄弟”、“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和谐共处思想和理念,以化解国与国、族与族之间的根本矛盾,消除军事对抗、军备竞赛,制止战争,促进和平与发展。

 

  推动中华文化在世界的创新和复兴,弘扬中华文化关于生态安全的观念与思想,倡导遵守“仁民爱物”、“天人合一”为核心价值的现代生态伦理,让数千年的中华生态智慧活化于今、广为流传,化解人与自然的矛盾,消解人与自然的张力,保护人类家园地球与宇宙。

 

  面对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巨大危机,全世界热爱中华优秀文化的仁人志士联合起来,勇于担当,躬身践行,积极倡导,光大中华人文精神与优良价值,开启人类永续生存发展大慧,提升道德觉悟和精神境界,引导人类走上天人合一的可持续发展大道。

 

  (二)道德升华后的自觉之路——中国实现超越,引领人类生态文明建设新纪元

 

  中华文明是建设现代生态伦理、解决生态危机、超越工业文明的重要文化资源和智慧支撑。而当代生态文明建设又将是创新发展、丰富振兴中华文明的有力举措和重大历史契机。两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并写入党的报告和党章,表明全党和全国人民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心和智慧,既是时代的选择,也是中华文明固有生态保护思想、精神之再度彰显和升华。

 

  依照十八大提出的“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之要求,在中华文化复兴背景下、天人合一观指导下,有效推动现代生态文明建设:

 

  1.在经济建设中,遵循中华民族先贤“民胞物与”、“中和并育”、“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等的大慧理念,学习借鉴西方先进经验的同时,坚定不移走符合国情和文化传统的中国特色之路,建设道德张显、法制完备的当代市场经济文明,转变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实现良财与美德相生相长,形成节约、惠人利物益己的产业结构和发展方式,为当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示范发展模式和根本保障。

 

  2.在政治建设中,中国 共 产 党不仅要学习西方先进政治文明经验,还应勇于、善于从中国传统政治文明中汲取经验和智慧,将古圣明王关于“内圣外王”、“修齐治平”等的优秀思想、理念和价值观发扬光大,将自己建设成为民众欢迎、国际尊重、顺应潮流的现代君子集团、准圣贤集团;积极实行现代民主法制机制下的王道政治、贤能政治,重德尚贤,进贤举能,健全法制,复兴礼乐,为当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坚实的政治保障。

 

  3.在文化建设中,继承儒家尊师重道、崇文尚学的优良传统,复兴因材施教、注重人文德化、讲习互动的古代书院教育,以弥补重知轻德、重教缺化的现代教育弊病;保护和开发文庙、贤祠,推动祭孔、祀贤活动,倡导敬拜“天地君亲师”,培养国民的敬畏和感恩之心;提倡学术自由,尊崇儒学,培育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美德,重建中华礼仪之邦,再造现代君子国度,将国人塑造成有修养、有觉悟、高素质的现代公民,成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力军和先进表率。

 

  4.在社会建设中,根据市场经济下“小政府、大社会”的发展趋向,继承古代儒家中国数千年来形成的学习型社会、自治型社会的优良传统,大力扶持当代儒家社会组织、环保社会组织等的建设,支持生态和环保志愿者行动,支持宗教团体和社会教化事业,建设终身学习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充分发挥现代社会的监督、自治、服务功能,推动当代生态伦理的社会化宣传、教育、推广,形成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化长效机制与行动合力。

 

  面对伟大的历史机遇——三千年未有之巨大变局,中国当代有识之士,当“以舍我其谁”、“我欲仁,斯仁至矣”的弘道勇气和担当精神,修己以立范,精进而立功,为实现全民族的高尚道德自觉、崇高道德自律,以引领人类集体走上克制贪欲膨胀、关心万世后代与宇宙天地万物的真正可持续发展之路,保障人类族群的繁荣永续,谱写时代新华章! 作者:柳河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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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

  《十三经》,李史峰,2006年3月,上海辞书出版社。

  《群经要义》,陈克明,2009年11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阳明全集》,[明]王守仁撰,吴光等编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资源环境问题根源与对策》,薛惠峰等,《能源环境保护》2008年22卷5期。

  《儒家生态文化的思想与实践》,乔清举,《孔子研究》 2008年06期。

  《<月令>的生态保护思想与中国传统生态法律》,刘海鸥,《光明日报》2010年6月29日。

  《“天人合一”思想与生态文明的渊源》,苗俊玲,《人民论坛 》2010年第14期。

  《儒家三才之道与当代生态伦理建设之思考论文纲要》,柳河东,中国人民大学“第九届国际儒学论坛”论文集201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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